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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灵山生辉 瑞泉毓秀(上) ——怀念开明绅士徐宗尧——于家广
    发稿作者:管理员   ‖  发布时间:2018-7-4 18:18:37  ‖  查看1376次  ‖  

    灵山生辉  瑞泉毓秀(上) 

    ——怀念开明绅士徐宗尧

    □ 于家广

     

    建国前后,在现乳山的东部,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人物,他们是八里甸村的于清泮、徐家村的徐宗尧和黄疃村的刘岐峰。今天笔者向你介绍的是其中的一位开明绅士徐宗尧。

     

    天下为公  兴办教育

    徐宗尧,名明述,字宗尧,号灵山道士,乳山市徐家镇徐家村人。清同治十三年(1874年)出生在一个殷富家庭。他毕业于青州师范学校,学识渊博,勤书善画,特别喜欢画兰花和竹子。后受“戊戌变法”的影响,倡导兴办新学。民国二年(1913年),徐宗尧捐款1万元,与西峒岭村姜吉德在本乡寺山创办了瑞泉院小学,这是牟平县第一所新式私立小学。

    徐本恒,徐家镇徐家村人,今年85岁,是徐宗尧的孙子。他说:“建国前,我们家族的堂号叫金海堂,家里有不少的土地,还经营着一间药铺。我爷爷徐宗尧还有一个弟弟,叫徐明选。他曾在马来西亚做大买卖,拥有一处橡胶园,经营着一个有八只帆船的船队,赚了不少的钱。听说为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捐过款,还与陈嘉庚先生有联系。我爷爷徐宗尧热衷捐资办教育,估计他捐出的资金是来自他弟弟赚的钱。”

    瑞泉院小学位于徐家村北寺山上的瑞泉院。瑞泉院是一所很富裕的寺院,建于清顺治十三年(1656年)。当时它拥有良田百亩有余,并有一片大面积的沙参场。这里山清水秀,风景优美,幽静清雅,是一处开办学校的好地方。徐宗尧等人想在这个地方兴办一所新式私立小学。

    但是瑞泉院的主持不愿被新学冲击,坚决不同意。徐宗尧遂到牟平县政府请求支持,经政府裁决,同意在瑞泉院开办一所学校,并定名为瑞泉院小学,社会上称“瑞泉小学”。据传他开办这所小学也是经过一番周折,最后他找到袁世凯做工作,才得以成功。

    瑞泉院小学成立后,徐宗尧任学校董事长,吕化之(徐家镇辛家口村人)、刘从甲(徐家镇黄疃村人)任董事,姜吉德任校长,共设3个班,约有120多名学生。教员有段成斋、姜卓汉、于秋海、吕振帮、鞠新一、吕胜三、张连堂、马俊康等。1918年,“瑞泉小学”改为高级小学,原来的三个班升为高小班。

    1921年,徐宗尧因捐资兴学有功而获得山东省省长公署给予的一等嘉祥章,并被选充民国山东省议会第三届议员。

    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后,徐宗尧投身于教育的劲头就更足了。他又和志同道合的乡亲们商量为家乡建立一所中学。

    开办中学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资金。返乡后,他奔走于县内外亲朋好友之间,又先后去东北、北京及南方各地募捐。乡里木瓦工匠在其感召下,自愿义务参加修建校舍。终于在1925年建成境内第一所中学——瑞泉中学,原高级小学即为中学的附小。当时学校有校舍77间,置中学部和小学部。中学部初时设2个班,后增至3个班,小学部设3个班,学生约有200人,其中女生有30多人。

    瑞泉中学建成后,徐宗尧又被推举为董事长,并亲登讲台,向学生授课。他聘用的教师也都是思想进步者。1930年秋,该校教师倪鲁平推荐具有民主思想的徐有芝、李士训、沈宗林3位教师来校任教。1931年清明节后,3名新来的教师组织学生罢课,反对学校的封建势力,至1932年复课。

    瑞泉中学的学生主要来自邻近的文登、海阳、牟平等县,教师队伍组成比较复杂,有旧势力代表,也有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。

    1932年8月,刘岐峰的儿子刘经三接任了董事长,董事于俭斋、于经武都是共产党员,所聘教师于子聪、宋绍九、鲁自嘉等都是境内早期的共产党员。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利用学校这个阵地宣传革命道理,传播马列主义,秘密发展共产党员,培养革命人才。鲁自嘉等一些教师经常以解释“三民主义”为题,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,介绍苏联的十月革命情况,大大激发了学生们追求真理、积极参加革命的热情。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,于子聪、宋绍九还倡导进步学生成立了“学生自治会”,更加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,一些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    徐本恒说:“刘经三接任瑞泉中学董事长一职,这与我爷爷有很大的关系。我爷爷和刘经三的父亲刘岐峰关系很好,两家还是亲戚,刘经三的妻子陶展卿与我母亲陶书初是堂姊妹。”

    当时学校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明争暗斗的场所,其具体表现为进步的学生与守旧僵化的教师之间的斗争。

    1933年6月,在共产党员宋绍九、于子聪、鲁自嘉、倪鲁平等教师的倡导和组织下,“学生自治会”组织学生罢课,抗议反动教师运用各种卑劣手段刁难、体罚和打击进步学生,并要求校方责令当事教师公开赔礼道歉,不然就请学校解聘他们。经过大家不懈的斗争,校长于云禧只得将那几个教师解职,自己也辞职回家,李拓天接任了校长职务,中学部也就此暂时停办了。

    虽然这次斗争胜利了,但刘经三、于子聪、于经武等人却进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。此后由于形势恶化,刘经三、于子聪等相继被捕,进步学生失去坚强的后盾,便回到家乡,转入农村,继续参加革命活动。

     

    12与13两照片并列排

    12.徐宗薰手迹/于家广翻拍   13.瑞泉中学肄业证明书.于家广翻拍

     

    瑞泉中学从此处于瘫痪状态,终于在1934年停办。瑞泉中学虽然存在时间不长,但其中毕业的一些学生成为革命的火种,为后来胶东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    随后牟平县政府以停废之私立瑞泉中学遗楼房共60余间新建县立第十小学。1934年又奉令改名为县立瑞泉院小学。这时徐洪清被任命为小学校长,一直到1938年出走为止。

    徐本恒说:“我爷爷徐宗尧当时开办瑞泉院小学、瑞泉中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家乡的教育水平,培养人才,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开办的学校成为共产党活动的场所,成为早期胶东共产党的活动中心,成为培养早期胶东共产党干部的摇篮。当时我父亲与刘经三关系非常密切,也在学校里积极参与了共产党的活动。”

     

    三儿突然离家  多年杳无音信

    徐宗尧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大儿徐学清,学过法律,曾在蓬莱教学;二儿徐觉清,曾在胶东区一个印刷厂工作,后去北京工作;三儿徐洪清,字文轩,曾在济南读过书,当过多年的小学校长;四儿徐孝清,在家务农。大女儿嫁到东珠塂村,二女儿嫁到黄疃村。

    在徐宗尧的一生中,他最关心的是三儿徐洪清。徐洪清,1909年出生,1925年到济南念过中学。1928年,在牟平县养马岛一处学校教学。1930年回到瑞泉中学任校。1931年结婚后,到英属北婆罗亚庇保佛中华学校任教,不久回国,继续在瑞泉中学从事教育工作。

    徐本恒说:“1931年,我父亲徐洪清担任瑞泉中学附小的校长。后来因为学生罢课,他出走南洋。不久回国。又担任瑞泉院小学的校长。听说我父亲在济南念中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,是1927年入的党。但是现在找不到我父亲具体那一年入党的证据。”

    根据徐洪清担任瑞泉院小学校长这个职务来判断,他肯定是一名秘密共产员。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:其一寺山是共产党活动的中心,其二他和刘经三又是亲戚,刘经三是瑞泉中学的董事长,又是胶东特委的领导人之一。试想刘经三能安排一个不是共产党的人来掌管瑞泉院小学吗?

    还有一事件足以证明徐洪清是一名秘密共产员:也就是他离开瑞泉院小学的前一天,共产党派出两个人来到学校,其中一个人姓于,是洋村的。他们俩想从学校工友姜天佑的手中夺出护校的枪支,姜天佑是西峒岭村人,此人可不简单,武术高超。经过交手,那两个人无法夺出枪支,赶紧逃跑了,姜天佑那肯让他们两人逃脱,就朝着其中一个人开了一枪。就在他准备再开枪射击时,徐洪清出现了。他一手将姜天佑持枪的手按下去,不让姜天佑开枪。后又亲自把那两个人安全地送走了。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判断,徐洪清就是秘密共产党员。

    徐本恒说:“可能因为夺枪这件事情,我父亲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了。第二天,他拿着一个小包袱离开了家庭。当时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衣服,不知去向。那一年我大约9岁。父亲走后,有一天,我翻弄大柜时,发现里面隐藏着四个笔记本,上面是父亲写的到霄龙寺、黄村周围村等地方活动的一些情况。母亲回来看见我把父亲的笔记本翻弄出来后,厉声说:‘这是你爹留下来,不准再翻弄这些东西。’母亲又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了。过了几天,村里来了一些国民党兵要油饼吃,因为有人上缴了黑面饼,就召集全村人开会,并殴打了村里管事的人。母亲也去开会了,因为我生疹子,就呆在家里。一会儿,家里来了一个国民党兵,手里拿着一个带着雪亮刺刀的枪,到处翻弄我们家的东西。我说:‘你翻弄什么,我家什么也没有。’他并不理会我,从墙缝里翻出我母亲隐藏的用破布包裹的父亲的怀表,揣在兜里就走了。母亲开完会后,回到家里。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讲给了母亲听。母亲惊慌地问:‘他没有翻柜子的上仓吗?’我说:‘没有。’母亲说:‘这就好。这就好。’随后母亲把柜子里的四个笔记本放在锅底烧了。”

    徐洪清走后,他的妻子陶书初领着三个子女继续过着艰难的日子。第二年,他的小儿徐本惦出生了。

    1939年2月,白沙滩村的孙传祝领着队伍来到徐家村。他们聚集在徐宗尧门前不远的街上,孙传祝站在一张八仙桌子上进行抗日宣传,号召大家参军抗日。

    徐本恒说:“孙传祝是东海老九营的营长。他老婆叫焉福婷,曾穿着旗袍上寺山中学读书,来回走,我经常能看见她。当时一个姐姐经常背着我到寺山,我认识了她。听老人说,有一天孙传祝来我们徐家村扩军。他在讲演中说,你们村的徐洪清就在老九营当兵。我后来安排他到鲁南学习三个月,现在是《大众报》社的编辑。”

    当时孙传祝带领的部队在徐家村住了一段时间。在村里期间,他把本村经常向国民党报信的一个姓姜的人给正法了。这一天,他戴着大帽子领着队伍向南面的海边去了。

    徐本富,徐家镇徐家村人,今年88岁,曾参加过抗美援朝。他说:“那一年我大约上五年级,在峒岭村念书。孙传祝来我们村活动,离开村时,母亲对我说:‘他就是你的姨夫。’”

    徐洪清走了一段时间后,他化名张仁杰给峒岭乡长徐本山去了一封信。徐本山感到不解,就来到徐洪清家询问这一件事情。徐本山对徐洪清的妻子说:“三婶啊,三叔他姥家姓张吗?’其妻子说:“不是。”徐本山又说:“他怎么用张仁杰这个名字给我来了一封信。现在形势很复杂,上午来国民党,下午来共产党,告诉三叔以后再不要来信了。”

    从此以后,徐洪清与家庭失去了联系。

     

    有苦难言  终身遗憾

    徐洪清与家庭失去了联系后,都传说他在掖县三元镇牺牲了,但是家里一直没有得到烈士的待遇。

    1939年秋,胶东区党委机关从莱西县转移到掖县东南山区的三元镇。区党委驻皂户村,区党委党校驻上庄村,《大众报》社驻狍峱村。为了扑灭胶东的抗日烈火,这年冬天,驻莱州和招远的日军相互联合,对掖县的东南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,并把扫荡的重点对准三元镇。

    12月9日上午,日军飞机空袭上庄村和下庄村。根据胶东区党委立即向招远方向转移的指示,区党委党校和《大众报》社在狍峱山顶集合,组成了一个临时行动大队。天黑后,二百多人的队伍开始向招远转移。后来,他们遭到一股日军的袭击。经过两个小时的殊死搏斗,大多数同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区党委党校的27名同志和《大众报》社的34名同志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    徐桂山说:“听说《大众报》社一些人被日伪军包围在村里,领导派徐洪清和另外一个同志带着一条狗打前站,出去探听一下情况。过了一会儿,这条狗嚎叫着回来了,后面的日伪军疯狂地追赶过来,机枪扫射,手榴弹轰炸,《大众报》社这些人员都牺牲了。战后,我方打扫战场发现有人被烧死,有人被炸死,有九个人面目全非,无法辨认身份和姓名,被列为不详人员。这里面可能就有俺村的徐洪清。”

    据《战火中的胶东报坛》记载:有一名牺牲人员叫徐进,是牟平人。在这次战斗中他是牺牲的唯一的牟平人。当时徐家村就属于牟平县。不知这个徐进是不是徐洪清的化名。

    徐洪清失踪后,大家都着急,希望其父亲徐宗尧出面搞清这件事情。但是他并不积极对待这件事情,让人看不透。其实他是有苦衷的。大家想一想,徐宗尧如果把三儿徐洪清牺牲的事情搞清楚了,告诉了他妻子,他妻子会怎样办呢?估计他妻子十有八九会改嫁的。儿子媳妇改嫁了,剩下几个孙子孙女怎么办?从这件事情来看,徐宗尧有点自私。他害怕儿子媳妇改嫁,所以就不热心搞清儿子牺牲的消息。另外他也幻想他儿子没有死,说不定那一天能回来,让他儿子媳妇有个想头,不改嫁,领着孩子一起过日子。

    多年见不到丈夫徐洪清的音信,其妻子陶书初的内心痛苦是无法想象的。村里的妇女劝她叫叫丈夫的魂,说不定他那一天就能回来的。1946年大年三十这天早晨,她走出家门,来到自己家房子的东墙根的烟囱下,刚喊一句:“丛林(徐洪清的小名)你回来吧!”不巧有人过来了,给冲了,结果他丈夫的魂就没有叫成。陶书初气得跑回了家,在炕上大哭了一顿。

    当时,他们一家也想出去调查徐洪清的情况,但是没有成行。一是因为家庭被定为地主成分,出行受限;二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,无法外出调查;三是虽然有一些幸存者,但是位居高官,分散在全国各地,无法进行联系。

    徐本恒说:“我曾经到过乳山县统战部去问过父亲的情况。但是他们没有准确的消息。有一年,我四叔到北京去李铭堂家去,并拉起家常。李铭堂问:‘三嫂在家的情况怎么样?家里有没有烈士的待遇,她应该是有烈士的待遇的。三哥应该是革命烈士。’我四叔就把李铭堂讲的话告诉了二大爷,二大爷当时在北京干会计。后来二大爷返乡了,就把这个事情跟我母亲讲了。”

    陶书初听了李铭堂讲话后,多次给上级写信。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信,并说我们也多次进村调查,但找不到徐洪清牺牲下落的证明人。希望你们协助上级找到相关证明人,我们立即解决你们母子的生活问题。这封信和徐洪清的照片被徐洪清的女儿带到了黑龙江省的密山。

    陶书初等了丈夫徐洪清几十年,也没有一点消息。77岁那年,她带着遗憾去世了。去世之前,他让他儿子徐本恒要继续打听他父亲的消息。

    2018年126日,这天下着大雪。徐洪清的亲属冒着大雪赶往莱州市烈士陵园。十点时,他们到达了陵园。这时大雪停了,天也放晴了。他们祭奠了1939年在掖县牺牲的《大众报》社等单位的烈士,并了解了他们的事迹。他们一家人也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到徐洪清失踪的线索,确定他的烈士身份。(上)

     

    (于家广:乳山市广播电视台电台部副主任、主任记者。)

   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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